文/雷杰龙
100年前，公元1912年（民国元年），民国肇始。今天，无论我们怎样评论民国，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上一个标志性的重要跨越。从此，中国的一切事物，包括云南茶，在长达数十年时光里都开始打上了民主共和的新时代标签。
从1912年到1949年的37年时光里，云南茶的脚步是仓促的。这37年时光里，云南茶的产业化蹒跚起步，到上个世纪40年代激情飞扬，留下了浓重而短暂的繁荣印记，然后又突然间凄凉收场，开始了另一个年代的沉寂与繁华。如今，全面而深入地回眸和梳理那个年代的云南茶，是一个严肃而复杂的学术问题，值得出几本专著，而这，不是我们这里所能做到的。这里，我们只能本着尊重和珍惜历史的态度，尽量从“好的”方面看，粗略扫描一下民国年间云南茶留给我们今日的遗产。而当我们以这样的态度盘点云南茶民国遗产，我们依然会欣慰地感受到：因为有过去，今日，我们依然享受着时光的厚爱。
民国年间，云南茶的现代产业意识前所未有地觉醒并加强了。
历史是连续的，从未断裂，回顾民国云南茶，我们不得不从晚清开始。
晚清，特别是从20世纪第一个10年开始，云南茶悄悄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而这一嬗变，却是从辉煌的顶点开始跌落而刺激发生的。
1886年，中国茶叶出口达到历史最高点，之后就迅速滑落。而比出口量滑落更可怕的是中国茶质量信誉的迅速下降。在锡兰茶、印度茶、日本茶的迅猛崛起的同时，中国茶却由于生产工艺落后、现代品牌意识缺乏、商品质量与商人金融信誉缺失和政府疏于管理以及社会动荡等各种复杂原因导致中国茶在世界上的整体竞争力和信誉度急遽下降。和那个奄奄一息的清帝国类似，短短一、二十年间，昔日无比辉煌的中国茶在世界上迅速丧失了灿烂荣光，迅速被边缘化，变得无足轻重。
不能不说，晚清政府其实是留意到了这种变化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作出了企图改变这一变化的努力。1908年，清政府农工商部开始大力提倡现代种茶业，要求各省派员赴欧、美、日本留学，学习茶务等适用科学。在清政府大力提倡茶务和云南开关的东风下，云南地方政府劝业道也发文，调查云南各地茶业，倡导各地广泛种茶。通过调查，发现云南“除个旧锡外，惟普茶可为出口大宗，果能改制得法，必致日后有功。”民国初年，云南省地方政府继承了晚清提倡现代茶产业的政策和做法，并将许多想法付诸实施。比如，1913年底，云南派出了第一批留学欧、美、日本的139名留学生。其中，朱文精和陈洪畴是专门派到日本学习现代茶种植和制作的。1919年，为让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朱文精、陈洪畴等人提供施展所学的舞台，云南省建设厅、云南省农会决定为他们而成立茶叶实习所与茶叶实验场。之后，云南各种茶叶实验场、“模范茶园”、茶叶实习所相继成立。虽然，由于各种局限，这些机构和场所并未产生多少实绩，但现代茶产业的意识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8年后，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的前身）成立，冯绍裘、范和均、郑鹤春等著名茶人来到云南，和云南地方政府一起建立了顺宁（凤庆茶厂前身）、佛海（勐海茶厂前身）、康藏（下关茶厂前身）和复兴（昆明茶厂前身）等云南中茶公司旗下的民国云南四大茶厂。四大茶厂和云南中茶公司短短近十年间的成功运作，极大推动和整合了云南的现代茶产业，也使云南茶的现代产业意识相比民国前有了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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