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然之间，偏处西南一隅，长期默默无闻，似乎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普洱茶突然成为中国的十大名茶之一。普洱茶就像—位爆得大名的新贵，其名头和声势甚至一度压过了某些早已久享盛名的中国茶中“老贵”。更有甚者的是，在这些被人文鼎盛之乡的历代无数文人学士们的诗歌文章和皇帝御笔亲点所烘托起来的“老贵”们面前，普洱茶这位来自边地的野小子，浑身的土气未脱，竟然也敢在他们面前，开口闭口谈文化。玩起了气质和高贵。这着实让某些茶中“老贵”们大跌眼镜，嬉笑不已，说普洱茶的所谓文化，不过像一件皇帝的新装。是被一群骗子和跳梁小丑们在一架子虚乌有的织布机上编织而成的，其实质内涵，连影都没有。
关于普洱茶是否有文化?是否被文化?答案早已不言自明。大量的历史文献、传统工艺、古茶树、茶马古道、普洱茶民族品饮风俗这些物质和精神遗产的鲜活存在，早已扎实地证明，普洱茶不仅非常有文化，而且还有着与中国名茶老贵们不一样的鲜明异质性文化。许多人热衷议论普洱茶是否被文化，但很少有人意识得到普洱茶文化突然兴起的历史玄机和现实意义。
任何一种有影响的文化现象的兴起，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确实的现实诉求，绝不可能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搭建而成的空中楼阁，普洱茶文化的兴起当然也不例外。普洱茶文化的兴起，是一场传统文化的寻根和叫魂运动，这是普洱茶文化兴起的深厚历史根源和现实诉求。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最严重的百年危机。在这百年中，中国传统文化遭受了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双重磨难，其根基和枝叶遭到了粗暴破坏。在这种大环境中，普洱茶文化也未能幸免于难。从19世纪末开始到20世纪40年代，因为瘟疫、火灾、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等各种原因，兴盛于明，极盛于清的普洱茶和普洱茶文化逐渐开始湮没无闻。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普洱茶产业虽略有恢复与发展，但普洱茶无论作为一个茶类还是一种文化都没有受到人们的关注。直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断代百年的普洱茶和普洱茶文化才逐渐被发现，开始日益频繁地进入人们的视线。
普洱茶和普洱茶文化的被发现、复兴和崛起，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过程。追根溯源，普洱茶文化的兴起，实际上是从民间开始的。80年代末，茶马古道的发现，使人们发现了一段消逝在西南边地的辉煌文化史。但那个时候，普洱茶和普洱茶文化最多只是附着在茶马古道这条华丽的牛皮扣绳上的一只铜铃铛，不过偶尔发出时断时续的响声。之后，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一系列普洱茶专著的出现并热卖，普洱茶和茶马古道才响亮联姻，开始发出黄钟大吕般的震撼之声。之后，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普洱市政府确定了普洱茶产业作为普洱市支柱产业的地位，随之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普洱茶文化复兴运动，普洱茶才开始锣鼓暄天地跻身中国当今十大名茶之列，而普洱茶文化也开始成为中国当代茶文化中的“显学”。
茶马古道和普洱茶文化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事件，应该把它们放到当时的中国大历史背景中去考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开始集中追问和思考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追问和思考是双向的，既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消极因素的反思和批判，也包括对其中遭到粗暴破坏的某些优良传统的追寻和重建。而后者，无疑是主要的方向。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土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改革开放将把中国推向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大潮，而如何在这个大潮中保持自己的文化个性和民族传统(包括在中国版图内的地域民族文化个性)将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因此，当时的传统文化寻根运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叫魂运动。其出发点就是要叫回中国人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历经劫难的多次民族危机和国内各种政治运动中迷失甚至丢失的民族文化之魂，找回自己根基于日常生活而不是各种社会政治潮流的民族文化之魂。只有找回了这种灵魂。中国人才能获得一种发自生活，发自日常，发自内心的一种从容、自信、自尊、自重的气质和精神。茶马古道和普洱茶文化的兴起，固然是一种地方文化的寻根运动，但也自然包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寻根运动中。(实际上，各种地方文化寻根运动都自然包括在中国传统文化寻根运动中)今天回首，我们会发现，普洱茶文化的寻根运动，不仅在全国范围内是一场成功的传统文化寻根、整合、复兴运动，也客观上丰富了当代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现实生态系统中充满生机活力，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梳理普洱茶文化在当代兴起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诉求，我们会发现，普洱茶文化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文化的。而被发现的普洱茶文化，让我们惊喜地看到了它那来自根基的鲜活力量。那就是对“生态文化”的有力诠释。
相比于其他茶文化，普洱茶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根。
普洱茶文化的根，不仅来自茶马古道和大量文献记载、流传至今的传统工艺和民族品饮习俗，这些精神文化传承之根，更重要的是——她的文化植根于朴素而依旧鲜活的大地。
普洱茶生长于澜沧江中下游的云南高原上。这片区域，是当今人类社会开发较少，生态环境较为完好，也是保存较少的次原生态地理区域之一。这片区域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原生态古茶树，各种证据证明，这里就是世界茶树之源。普洱茶生长在这个区域，具有独特的地理和人文价值，是其他茶类所没有的。别的不说，单凭这一点，普洱茶就有她最大的文化特点——生态文化。而根基于大地的生态文化特点，是一切文化的根基。离开这个根基，一切文化都是扯淡。
而生态文化，和人类的其它文化相比，无疑是一种新兴的文化概念。
若有心去翻阅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报纸或书刊，我们将会发现，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更不用说什么“生态文化”了。这就是说，“环境保护”、“生态文化”在那时并不是一个存在于社会文化意识中的概念。当时，人类面对自然的态度依旧是——“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人定胜天”等念头，大自然仅仅是人们征服与控制的对象，而非保护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人类的这种意识大概起源于洪荒的原始年月，一直持续到20世纪。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因为人类文明的许多进展是基于此意识而获得的，人类当前的许多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也是基于此意识而制定的。这一趋势，直到一位美国小女人——蕾切尔·卡逊(RachelCarson)第一次对这一人类意识的绝对正确性提出了质疑之后才开始发生改变。1962年，《寂静的春天》震撼问世，作为一位学者与作家，卡逊所遭受的诋毁和攻击是空前的，但她所坚持的思想终于为人类环境意识，也为现代“生态文化”的兴起点燃了最初的火种。而和人类其他各种各样的文化潮流、文化概念相比，“生态文化”无疑都是最年轻的文化潮流和概念，但它却以不可阻挡的势头迅速崛起，成为20世纪、21世纪最有力量的主流文化。
正所谓“自古兴亡岂无凭”?普洱茶和普洱茶文化的迅猛崛起。也不是偶然的，除去许多因素之外，最重要的无疑是普洱茶和普洱茶文化的复兴，是对当今流行全世界的主流文化——“生态文化”的极好契合与完美诠释。甚至可以这样说，是“生态文化”发现了普洱茶文化。找到了自己在中国茶中完美的形象代盲人；同时，“生态文化”的强劲势头。也帮助普洱茶和普洱茶文化迅速崛起。照亮了人们的眼眸。而这，是普洱茶和普洱茶文化复兴和崛起的最大秘密。同时也是某些茶类文化故意忽略和不敢正视的秘密。
如果我们承认：历史和现实有时是需要被发现的，我们就会发现：正是因为被发现，正是因为和“生态文化”的完美联姻，普洱茶文化的兴起，刷新和丰富了中国茶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同时也更新了人们对文化和历史的认识。也就说，如果换一种思维和眼光，我们会发现历史和现实的存在，有太多我们的惯性思维中未曾预料得到的精彩。
说到这里，说一点有关云南文化史的题外话。知道一点中国艺术史的人，应知道清初“四大艺术名僧”，他们是指原济(石涛)、朱耷(八大山人)、髡残(石溪)、渐江(弘仁)，但仅只知道此四人而已，那你仅只是知道而已。清初艺术名僧，除了这四位，还有两位：担当和苍雪。担当，云南晋宁人，出家前叫唐泰，字大来。云南人都知道他的诗、书、画“三绝”，为明末清初一代名僧。而深谙诗、书、画艺术的行家，看到他的作品，无不惊叹不已，为他的名声居于“四僧”和中国艺术史之外愤愤不已，因为他的成就和“四僧”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苍雪，何许人也?云南呈责人，比担当长6岁，明末清初的一代名僧，晚年住锡苏州中峰寺，一代禅学大师，连清初名震天下的大学者、大诗人钱谦益、吴梅村等人都对他执弟子之礼，崇敬不已。苍雪大师博学多闻，善画，尤工于诗，有《南来唐集》四卷，王渔洋推举其为明代三百年第一诗僧。但苍雪大师和担当大师一样，也未名列清初艺术“四大名僧”之列。为何?因为他们是云南人，不是中原内地人。而以往艺术史的撰写，则无疑受到了有意无意的中心意识的羁绊和局限。只有在新的时期和新的视野和思维之下，他们在艺术史上的真实地位，才有可能被发现。
类似的例子也适用于普洱茶和普洱茶文化。不过，和艺术史的撰写相比，普洱茶无疑是幸运的，她已经被发现，并且正在借助“生态文化”、“非物质文化”、“历史文化”在全球势不可挡的文化大势，大笔书写着自己在当代和未来辉煌的文化史。